邝子平×杨晓磊:如果“既要又要”不现实,哪个“要”更重要? | 拾日谈

你在邝子平身上看不到焦虑或者急切,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太清醒了。


(资料图)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元基金不会被取代”,邝子平说。这和市面流行的悲观情绪不同,他坚持认为,美元基金有空间,有发展能力,也有它的重担可以抗——针对大资金的融资体量。

市场上的悲观是由于一些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就像美元GP在人民币募资上的触礁。

邝子平认可美元GP的水土不服,“历史上美元基金GP对人民币LP的诉求理解太少,也不够尊重,这是事实。”

这很有趣,他学习人民币LP的文化,尊重LP的诉求,但拒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拒绝投看上去“有益于生态”但并不优秀的案子。所以该怎么满足“既要、又要”呢?业绩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

邝子平没有掩藏自己的困惑。

选择倒是做出来了。他选择让启明创投简单一点。

“一个项目该不该做,一旦掺入了杂七杂八的标准的话,就很难按照初心投到‘最好的那个’。启明创投就是很简简单单,找到最好的企业,带来最好的回报。”

清醒可以和困惑并存,清醒就不焦虑。启明创投的美元和人民币基金募资节奏非常稳定,数字也可观,但是用同一个团队、同一套逻辑投美元和人民币,保持危机感——因为“今天这个好日子不是上天给我们的,是奋斗来的,不进则退。”

嘉宾: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分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邝子平,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坚持“简简单单做投资”的投资人

美元基金还不会被取代

杨晓磊:正式开始之前,想先请你聊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

邝子平:我觉得,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还是比较旺盛的,只要有一点点正面的、正向的鼓励,他们就可以迸发出非常惊人的创意,以及创造财富的力量出来,他们是憋了一股劲要做点事情的。

我们的已投企业,今年恢复的情况是不错的,像我们投的一家做童装的企业数据表现非常好。这也是比较有趣的现象:疫情结束后,刚需消费不存在所谓报复性的增长,但像童装这种非刚需在翻倍地增长。再比如另外一家企业是做票务的,去年很惨淡,今年恢复得很猛。所以在大消费赛道,是冰火两重天的状态。

总的来说,今年(2023)的恢复,我认为还是可预期的。

杨晓磊:有机构过去三、四年前开始大力发展非美国的美元LP,到现在他基金里面的美元LP可能都不到50%了,启明创投呢?

邝子平:我们正在做,你知道我最近也跑了美国以外的一些地区,但总体来讲,美国LP还是美元市场主力,历史上对风险投资这个类别最有定力、决心最大,也最熟悉的仍然还是美国LP。

杨晓磊:美元GP会不会遇到比较大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过去比较擅长投的那些领域由于种种原因不大好投了;另一方面,A股虽然是注册制,但预算流向消费、先进制造事实上是受限的。这种情况会影响到美元募资吗?你怎么看未来人民币、美元的长期发展?

邝子平:我会站得略高一点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资本市场总体还是越来越市场化,包括注册制的实施,这应该也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关于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好,美国二级市场的情绪也好,我觉得这反而是周期性的,美国的二级市场的情绪转暖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今年加息停止以后,一些憋了好几年的美国企业要跑出来了,这会把市场情绪慢慢带回来。包括平台经济,我相信也是周期性的问题。

中国有这么多有情怀、有志气、有本事、身怀绝技的创业者,有这么大一波人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面——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的范式变化等等,就必定会有好的创业企业出来。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人民币投资是否能完全解决这里面的资金需求?假如答案是是,美元基金就基本可以关门了。

但答案不是。

杨晓磊:两者的打法完全不一样。

邝子平:对,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现在依然会有中国版的Open AI?它只能用美元来投,就是这么多元的一个世界。

美元基金形成了新的意识:不是说偏好高风险,而是敢于冒风险,希望享受到未来巨大回报的这种惯性。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如此。市场上有足够多的美元基金,包括启明创投和其他同行,子弹很充裕。

杨晓磊:当下充裕,下一个周期的钱又从哪儿来呢?

邝子平:下一个周期的钱到底从哪来,现在说不清楚,有可能仍然在美国,也有可能从欧洲、日本、中东来,但在短期内,我看不到美元基金在中国变成跟随者,甚至消失的迹象,我不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

杨晓磊:你的观点,或说你做出的判断,受到你身份(美元GP)的影响了吗?

邝子平:我认为我不是站在美元基金的角度去说好话,启明创投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都有,而且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并不差,比起市场上面其他机构,我们的人民币基金甚至是比较多的。

如果人民币基金确实能够取代美元基金,那我自己取代自己就好了,但我不觉得这个情况会发生。

杨晓磊:现在是ChatGPT、Open AI跑出来了,那如果这些题材持续不出来呢?

邝子平:你要相信周期。其实在移动互联网出来之前,上一轮的美元基金也差不多全都“挂掉”了。

科技总是在周期性地往前发展,前几年大家也在期待元宇宙会出来,结果好像不如人意,但生成式AI又出来了。所以总是这样,不是这个,就会是那个。

所以你说是不是生成式AI救了美元VC?我说,目前是。但如果不是它,也会有其他的主题,那你说这回是不是真的救了?未必,也许还是虚晃一枪,也许明年出来的才是真家伙,who knows?但肯定会发生。

杨晓磊:我之前和管过科技成果转化的朋友吃饭,用他的话说,他深深地知道中国的人民币VC缺乏创造力,也缺乏支持创新的能力,这是资金属性决定的。过去虽然人民币和美元是竞争关系,但是这一轮竞争格局之后,市场并不希望美元投资退场。

就像你刚才说的,美元和人民币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美元,平台上冒出很多新主题,新的风潮一旦出来就会被敏锐的VC抓到,在国内生根发芽。我在想,如果短期内美元VC的角色调整不好,那中国的创新是不是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邝子平:其实人民币出资人对企业成长已经越来越有耐心了,这是进步的。某个团队是否能够把某个技术实现出来,这种风险人民币基金是可以承受的。但以GPU为例,在世界上第一个GPU公司还没有被证明的时候,人民币基金是绝对不会去碰的,像现在Open AI做的事情,人民币基金也是不会去碰的。所以从风险的角度,如果范式、路径都不是很清晰,人民币基金是不敢冒风险的,这是第一。

第二,规模以上的人民币基金太少。现在是人民币市场强,但人民币基金不够强。新兴企业在跨越高风险期需要大量资金,人民币基金是很难满足的,反而美元基金的规模在,如果企业要度过它的高风险期,需要1-2亿美元的话,人民币基金恐怕没有足够的魄力、定力、能力投这么大的资金体量。但是对美元基金,假如是一个15亿-20亿美元的基金,拿出3000万来领投一轮,这是一个扛得起的担子。

所以,美元基金在人民币基金的能力边界之外,还有很大的空间。

绝不能为了拿钱而讲一个不合适的故事

杨晓磊:有一位保险LP跟我讲过一段话,我挺惊讶的。说去他那募资的GP不太尊重LP,因为GP给LP看的PPM(募资计划书)是一样的,而他认为,每个LP看到的PPM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LP有各自的诉求;尤其美元背景的GP更是如此,他说GP的核心是要去帮助LP去达成诉求,这个诉求还真不一定是赚钱,但这些人去募资的时候,讲的故事都是收益。

他举了一个例子,GP的投资流程是:看到一个项目,判断了所有的风险,准备投,美元、人民币同时往里面配,按比例、规模配,美元是10亿美金、人民币是10亿人民币,7:1往里配,但是人民币LP认为这样是不被尊重的,应该是从立项的时候就想好,是用人民币投还是用美元投。

但我听说启明创投是同一个团队做投资,人民币、美元的打法是一致的,你怎么看那位LP的疑虑,以及和启明创投现行策略的偏差?

邝子平: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历史上美元基金GP对人民币LP的诉求理解太少,也不够尊重,这是事实。

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人民币基金,到现在也有十几年,我们也是在过程中在不断地去学习、优化,这是第一点。他说的这个现象在市场上是存在的,有的做得好一些,有的做得没有那么好。

第二,任何一个做得好的GP,都不可能针对不同的LP“千人千面”地去做投资决策,这样的GP肯定会失败。

第三,面面俱到,只在融资沟通的时候有这种可能性,实施的时候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杨晓磊:不能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先把钱拿到再说?

邝子平:我在这点上有保留。怎么把第三点和第一点能够糅合一点、妥协一些?怎么做到对LP有足够的尊重,倾听诉求,满足要求?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不同的GP适合不同的LP,而不是同样的GP在跟不同LP讲不同的故事。

可能有些LP是希望风险低,回报不高,回款快,也有这样的GP产品是适合诉求的,因此最好的状态,是有各种各样的GP:有做债的、有做Pre-IPO的、有做早期的、有做科技的、有做消费的……

你一旦选了某个行业,行业属性已经跟金融属性有一定的关联了。比如,ChatGPT的金融属性和做新药研发、医疗器械的金融属性不同。投医疗服务会产生不错的现金流,但它不是成长百倍的资产。

所以不同品类的GP和对它感兴趣的LP有化学反应才对,我是极其不鼓励为了拿钱去讲一个不合适的故事的,这是其一。

其二,从内部管理上来讲,一家基金既然选择了某个方向,说得重一点,它的基因就是按那个方向来搭建的,如果你要求投资的同事根据不同的币种去市场上寻找项目,结果就是他找到的项目不是最优的。

杨晓磊:你很在乎定义自己是谁这件事。

邝子平:我做投资二十多年,经常会听到“某个项目不够好,但对平台打造生态有意义”这种理由。或者某个项目一般般,但年底就能申报,明年就能上市——LP还是希望有IPO嘛,即便大概率破发,破发跌破你的投资价格,但没关系,反正有个IPO总比没IPO好嘛——一旦你有这么多其他的想法,就会把企业文化给搞乱。

一旦投资掺入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标准,就很难按照初心找到最好的项目。启明创投就是很简简单单,我们还是一套人马,按照既定的细分领域的投资方向,找到最好的标的,带来最好的回报。

杨晓磊:分寸很重要,毫不动摇是不是过于死板了?

邝子平:当然过程中会有微调,确实像你说的。比如特别早期的大模型企业,对人民币基金不会特别合适,那就完全用美元做了。

美元GP的思考:如何既要又要

杨晓磊:为什么美元GP募人民币普遍表现不好,我聊了很多人,总结了几个原因。第一,性价比太低。之前和一位很有名的投资人聊天,他说,募人民币需要不停地见人、参加酒局,但他又觉得,投资人本职工作不应该是去见项目吗?

邝子平:所以他的意思是,你既然能够融到一亿美元,你干嘛花同样的精力去融一亿元人民币?

杨晓磊:对,性价比太低。第二个原因是沟通成本。国内的头部机构LP是很相信互动的,有互动才有信任,有信任才有投资,但频繁地互动,对美元投资人来说,他也觉得是负担。

第三个原因,人民币LP觉得美元GP服务意识不够。比如有的人民币GP会给LP写很详细、细致的报告,LP能拿过来直接做汇报文件;但美元GP通常就丢个数字过来,这让LP很痛苦,大量的案头工作要自己做。所以在面对人民币机构LP的时候,人民币GP确实服务能力、意识都非常强。

邝子平:同意。但是在这里面,我唯一想进一步探讨的就是“业绩”。市场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GP,很难“既有、又有”。

业绩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

美元LP和人民币LP最大的不同,是美元LP看总数,人民币LP看过程。就像你说的,沟通成本高很多,如果某期基金最初2-3年有企业“挂掉”,对人民币LP来说是重大事故,但对美元LP——谁在乎?到最后肯定会有“挂掉”的,至于什么时候“挂”的,都一样,只要你整体的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人民币 LP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认为,坏消息不能发生在好消息出来之前。

所以“既要、又要”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做不到“既要、又要”,你认为哪一个“要”更重要?

杨晓磊:明白了,你其实是说业绩才是最重要的,我先从行业变化谈吧。

我最近见了很多GP,无论是美元的还是人民币的,不知道这些老大们是想明白了,还是妥协了,所有人都在搞募资。过去大家把时间花都在创业者端,现在倒过来,花在LP的身上,服务好LP,至于业绩,前40分位,或者前50分位就差不多够了,这是我看到的结果。

而LP这边,我见到的很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都在说同一句话:“不要掉在地上”。

从投资经理,到部门负责人、决策层、授权的CIO或者是资管负责人,任何一条线都不要把它“掉在地上”。所谓掉在地上,我的理解是“全方位跟进”,本身是哪个级别的任务,就由哪个级别的人负责跟踪GP。而对双方的决策层来说,“不要掉在地上”,更多是要保持高频互动,保持信任感,达成方向性的一致。

在传统的人民币的决策机制里,每个点上的人,决策基础是不一样的。比如业绩,偏中层向下的人更关注数字,更懂业务,而决策的票又不在这些人手里。LP说“不要让这些事情掉在地上”,是指投资机构这边,在中下层这一端就要“过线、达标”,让双方中上层决策的时候不要难受,真正决策的因素,业绩只是合作的基础,更多的基于双方中上层要保持互动、建立信任。

邝子平:有道理。

True Partnership

杨晓磊:启明创投在管理的规模上或者募资的规模上,有个舒适区吗?就是这个规模是你最熟识的,如果有的话,它反映到业务上是怎么体现的?有的机构创始人会觉得不募到10个亿好像不大好意思。

邝子平:首先从启明创投的资金规模上来说,远远还没有到一个我要鞭策同事尽快或者努力去把钱花掉的程度。虽然目前我们新一期的25亿美元基金、66亿元人民币基金的募资也都关闭了,规模也不小,但是如果分到科技及消费(Technology and Consumer, T&C)、医疗健康等领域,仍然只能算中等规模。

所以在投资团队的人数上,我会考虑三点:1)投资的能力;2)市场机会的容量;3)管理半径。

从团队规模讲,目前是足够的,市场机会也是足够的。我时不时会看到自媒体上的段子,比如投资经理小王已经大半年、一年没有上过一个项目,小王说消费,老板说不行,小陈说软件,老板也说不行,最后老李说到双碳,老板才愿意听一听。好像现在很多投资人都赋闲,没项目可看,这个跟事实是不符合的,我们这边的同事都忙得不可开交。现在还有些领域是容量很大,我们尚未涉及,但摩拳擦掌想要做的。

杨晓磊:比如呢?

邝子平:比如双碳。这一段时间内部团队也聊得蛮多,但没有很大规模地做,如果加这个方向,需要的钱就更多了。

所以,唯一的挑战就是管理半径。团队可以充实,同事工作不是很饱和,可以去接受培训,团队做deal的能力是足够的。但往上看,启明创投一共就这么几位管理合伙人,管理规模再大的话,这个层面会有点紧张,再加上你刚刚提到的,需要做越来越多的LP沟通,不光是人民币LP,美元LP的沟通也比历史上任何一段时间都多,管理合伙人能有多少时间继续放在项目上?这也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即便我们还能够增加规模,最好还是循序渐进地去做。目前2-3个billion的单期基金,对已经做了快20年的启明创投来说,从文化上、机制上都比较合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蛮舒服的。

杨晓磊:正好谈到企业文化,我们再聊聊行业文化。投中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VC没有合伙人》,那篇文章很奇怪,后台看阅读数非常高,但转发率非常低,我们也发现,中国的合伙制实践地都不是特别理想,尤其GP,很多时候做大了就会走一个,今天VC2.0、3.0几乎都是这么来的,你觉得,这背后是文化的原因吗?

我的理解,合伙企业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然后上面做好决策,每个人背各自的成本,这是合伙制的精髓。放在中国的环境里,合伙制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启明创投的结构,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实践吗?投资行业这么多合伙制机构,有几家能做到“真的合伙制”?

邝子平:首先,启明创投的合伙制是“比较真实的合伙制”。我们几位管理合伙人确实从业务、利益、决策等方面是平等的,而且是在启明创投第一天就这么设立的机制。

这样的合伙制有很多好处,平台上面的每一位合伙人——除了管理合伙人,还有非管理合伙人——都叫partner,由于有了这个机制,大家都认为启明创投就是他的归属、他的平台,他能在那上面贡献自己所有的才华,把他负责的事情做好,这个动力我认为是足够大的。

要真心地去做到完全平等的合伙制,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所谓“不真实的合伙制”,问题通常来自ego(自我),一旦有私心,就比较难办了。所以首先是True Partnership,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它有好处:

第一,留住有本事的同事,启明创投这十几年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第二,partnership里的每一个关键任务既有把你留下来的动力,也有鞭策你交出成绩的动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免死的”。

杨晓磊:包括管理合伙人?

邝子平:包括管理合伙人。启明创投这些年管理合伙人也有变动,我们这是一个“可变动”的合伙人机制,既有把事情做好的动力,也有把事情做好的压力。

因为这个机制,启明创投这些年没有走大的弯路,这十几年走过来,没有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这个机制不可能出现某天某人脑袋发热,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若干个很聪明的人在一起看不到风险,犯错,特别是犯大错,这种概率会低很多。

杨晓磊:对合伙人,尤其是管理合伙人,有“把事情做好的压力”非常重要。

邝子平:没错。我们也看到历史上有很成功的机构,创始人、话事人因为功成名就,突然佛系了,不再进取,不再有压力,也会被时代淘汰。所以平等的合伙机制里面,不太可能发生一个合伙人没压力的情况,大家都是合伙人,如果不作为,收益也受影响,所以互相鞭策往前走,压力是可以互相加上去的。

我知道在品牌上,一家机构推出一个焦点人物更容易出彩。但在启明创投,我们的Eco-partnership要照顾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更希望强调整体,而不是个人。所以无论是做传播还是决策,的确要花的精力更多一些。

杨晓磊:用两个例子说吧。第一个是精品VC,包括2个秘书,一共11人,9人干活,2个合伙人。也是合伙制,有一个手握权力的人能代表其他人,所谓头雁模式,这家机构名头很响。

第二个,大机构,管理费有充裕的现金流,但机构难以为继,因为老大占的份额太大,本身却没那么大的贡献,这家机构陷入了死结:要么老大把份额分给下面的人,事情再重新来一遍,要么在这种模式下,慢慢缩小规模。

这两个机构的模式,哪个是好的,或者哪个是注定的?

邝子平:我还是认为启明创投的模式是对的。问题就是:是围绕某个人来做企业,还是希望企业能够穿越不同的周期,在很长时间里面都能够位居第一阵营?真正的合伙制的架构是能够让我们的事业更常青的,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你不能指望永远都是那一个人,他优秀、聪明、不犯错。“True Partnership”能够保证企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有个故事你在提纲里也提到了: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胡旭波(编者注: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顺其自然的事情,当我退休的时候,启明创投也不会有很大的真空,因为Nisa(梁颕宇)和William(胡旭波)作为管理合伙人,权限跟我一模一样。我退休也好,慢慢淡出也好,对启明创投都不会是大的冲击,唯一会有阶段性影响的,可能是你前面提到的人民币募资的沟通上,LP还是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老大”,其它的,对启明创投的运作不会有影响。

杨晓磊:有一次在投中年会上,我印象特别深,你讲说启明创投其实很危险,下一期基金募不到可能就死掉了,似乎你危机感挺强,但细聊下来,你又很淡定,固守逻辑,这两点挺分裂的。

邝子平:启明创投内部,尤其在管理合伙人这个层面,中长期要有危机感,要知道今天这个好日子不是上天给我们的,是奋斗来的,不进则退,必须有危机感。

危机感敦促我们做好规划。我们这个行业不应该太计较一天、一个月的得失,否则你没办法做真正的独立思考。我们的同事每天都在外部的某些压力下面,要见6家公司也好,今年必须有几个IPO也好,这些短期的KPI在这个行业里面都不合适。我们必须更长线地看待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的压力扛在管理团队这边,给到一线团队更大的空间。到真正投项目、和企业及企业家对接沟通上,你会看到管理portfolio(投资企业)的同事是很放松、很友善的状态。

但如果整个机构都这么放松,那也不行,还是基于不同的时间维度来看。

杨晓磊:也就是说,长期压力应该攒到管理层,用制度保证执行就可以了,压力传导下去,本身权责利也不对等。

邝子平:权责这个我倒无所谓。主要是当前台压力过大的时候,反而做不好。我更多是结果导向。中长期的压力是在的,如果很多年你还是做不出业绩,那结果一定是离开;但我不会把很多年的业绩这样的一个大的压力,细化成为某一天的压力,这个放权给同事自己去协调。

杨晓磊:你这种管理也挺科学,投资出成绩和科技创新类似,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创新有自己的科技规律,不是下指标、下计划就能解决的。

邝子平:没错。

投竞对?更多靠文化驱动

杨晓磊:一位人民币头部GP和我说过一句话,挺真实的,他说压住欲望不去赚超过策略之外的钱非常难。他会做一件事情:每个季度复盘,把可以赚钱的事情拿出来单独沟通一次,到底是坚持策略,还是坚持赚钱;你会发现有时候,跟策略没关系的项目,确实赚到钱了,那这种项目在下一季度还要不要跟?

他们的方法是设条线,按捺赚钱的心——还是会赚,但是会设线,并且会动态地调整,这个季度投了,下个季度就尽量不要投,再下个季度如果没投,最后一个季度可以松一点,再投点赚钱的。

我觉得他是在妥协中往前走,毕竟作为投资人,赚钱还是很难压抑的。

邝子平:意思是赚钱是硬道理。

杨晓磊:确实有好处,赚了钱,就有空间去投一些未必有高收益的,但是能给垂直赛道生态带来增益、带来赋能的。

邝子平:前面说的就是这个。这种deal,时不时就有同事拎出来说:它不会给基金赚5倍回报,可能刚刚打平或者略赚,我们投了,它就能带来第二个、第三个(投资标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一条赛道,我们总得入市,这种诉求蛮多的。

杨晓磊:你被说服过吗?

邝子平:基本没有。

杨晓磊:我有一次跟另一位美元GP聊,他说他投一个赛道,一般只选一个企业。

邝子平:我们差不多也是。

杨晓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点儿杠头”——他是西北人,他说我们就围绕它,把所有资源砸给它,做不成,说明我眼瞎,但无论如何我就投这一个。你这边又是为什么?

邝子平:这么说吧,我们基本上是这么做(一个赛道投一个项目),但是没有规则讲不能投竞争对手,所以也发生过。现在同事来问我,我一般是这么去拿捏:假如这两家企业在一个大的领域里面,但有足够的差异化,那可以两家都投。但如果是你死我活,那我不会投2个、3个,就是你必须认,要么我投的活下来,要么其他人投的活下来。

杨晓磊:如果中途发现“死定了”呢?

邝子平:那就“死定了”,即便投了倒霉的那个,你必须得认。广撒网会造成团队的懒政,这不行。绝大部分领域,我们只投一个,好处是能够把所有的资源都押在这边,这是其一。

其二,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企业有很多情况不能跟你讲。我在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上碰到过这种情况,董事会上的投资人,正好还在另一家竞品上面重仓了,在这边很多人就不会把情况沟通得那么透明,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状况。

这也是我们争取新项目的一个卖点:企业可以更放心,我们历史上就不是一个赌赛道的机构,投你,确实就是因为看好你。

杨晓磊:所以我终于搞懂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调“文化驱动”。

邝子平:是,启明创投没有规则讲不能投竞争对手,更多是靠文化的驱动去判断是否该投有竞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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