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每到晚上7点，在深圳华为地铁站附近，阿兵便支起自己的“潮味牛杂”摊。

(相关资料图)

出入地铁站的人，有不少来自附近的产业园。

地铁口旁，是号称深圳“学历最高”的城中村——马蹄山村，这里因吸引了大量产业工人居住而闻名。

产业园和城中村，是阿兵选择开摊的目标。

高新科技企业与城中村交错，是深圳的一道风景。在深圳的关内和关外，不少地方到了夜间，就充满了淄博的气息。

这样的气息，一直延续到凌晨2-3点。

这些摊主，他们游走在“走鬼”和“流动小贩”的称谓之间，尽管他们为城市的各个阶层的人群，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夜生活空间，但至今还没有正式的“身份”。

好消息是，5月4日，深圳新修订《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中，一改对原路边摊“一禁了之”的做法。变成了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条例计划从今年9月1日实施，也就是说那之后，阿兵他们存在就有了政策依据。

摆摊已成“红海”

深圳五和地铁站，5号线和10号线交汇。这两条地铁线，串起深圳六个行政区。特别是5号线首尾均与2号线衔接，这两条线也组成了一条深圳的地铁环线。因此，这里称得上四通八达。

在五和地铁站附近摆摊卖煎饺的阿华发现，和去年相比，今年地摊爆炸式增长，去年只有二三十家，今年最多时有将近百家。在人行道上，排成足足两列。

2020年，深圳地铁10号线开通之际，五和地铁站附近的主干道修葺一新，人行道变得更宽敞，还增加了非机动车道，如今，这里成为摊贩集中的场所。

阿华是外来打工人，住在旁边的城中村，之前是普通的上班族，今年过年后，加入摆摊队伍。

“摆摊时间更自由一些，再加上今年工作不好找，摆摊收入还行，就想试试。”她说。

时代周报记者走访深圳多处区域发现，今年以来，地摊数量增加成为普遍现象。

阿兵来自汕尾陆丰，进城打工多年。

有过三四年摆摊经历的阿兵，也有这样的感受，他说去年，马蹄山村只有5-6家地摊，今年最多的时候，有将近40家。

阿兵和阿华等不少摊主认为，今年以来，大家消费需求变得旺盛，再加上就业岗位有限、廉价消费兴起。尤其是今年淄博烧烤热潮席卷后，大众对性价比变得敏感，因此催化了地摊生长。

“地摊是一种非正规就业现象，”长期关注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中山大学黄耿志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地摊与城市化这一主题高度相关，城市无法为大量涌入的移民提供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充足正式就业岗位，而地摊，成为易进入、低门槛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给了打工人业余时间多一个赚钱的选择。

对于摆摊来说，阿兵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地摊流动性挺大，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只有我一直守在这里。整条街上就我一家卖牛杂，很多都是老顾客。”阿兵说。

在这里卖牛杂，目前看来是个较为稳定的生意。一晚上，阿兵的收入有一千多元。

阿兵的旁边，是一家卖铁板鱿鱼等烧烤制品的地摊，摊主阿伟来自揭阳，也是进城讨生活的人。他说，每天赚一千多，够一家老小的开支了。

刨去成本，月入过万，摆摊对不少来深圳打工的人，是个有吸引力的工作。

不过，阿兵觉得，如今摆摊的人多了，让这个群体也内卷起来，“钱也没那么好赚了，有几日收入甚至比去年还低。”

温暖打工人的地摊

一入夜，深圳不少背街小巷，便躁动起来。白日见不到的地摊，纷纷从城中村的出租屋里窜出。

时代周报记者走访发现，深圳地摊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多聚集在关外，尤其是城中村和工业园区附近。相比之下，中心城区和CBD区域的地摊，明显偏少，甚至没有。

“有人专门从福田（深圳中心城区）到五和这来摆摊，因为中心城区不让摆。”一位在五和摆摊卖了十几年肉夹馍的李大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密集的城中村和工业园区，是地摊背后，这座城市的底色。

根据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镇源的研究，深圳城中村农民房或私人自建房超过35万栋，总建筑面积高达1.2亿平方米，占深圳住房总量的49%。该项研究提到，根据深圳链家研究院的长期监测，深圳城中村居住约有1200万人。

阿兵、阿华、阿伟摆摊的区域，都是典型的城中村聚集区。

离马蹄山村数公里处的深圳亚莲好时达厂区门口，十几家地摊形成的聚集区，则体现出工业园区产业工人的需求。

这里，马路空旷，附近并无城中村、居民区，只有厂房、工地。

今年2月开始，阿欢在这里支了一个摊位卖柠檬茶，这家地摊也是附近售卖同类产品的唯一一家。

“附近晚上做工的人不少，有不少人下夜班之后，会到地摊上买点东西吃，”阿欢说。

阿欢和阿华一样，今年才开始摆摊，她看了方圆几公里许多位置，才决定摆在工厂门口。

阿欢有自己的经营诀窍。

“地铁站附近人流集中的地方，奶茶店多，卖饮品没有优势。工厂门口没有奶茶店，加上自己做得口味不差，虽然开业没多久，但生意不错，老顾客很多。”阿欢说。

阿欢的柠檬茶，小杯9元，大杯10元。时代周报记者走访的几处地摊比较集中的地方，绝大多数售卖炒粉、烤生蚝、山东煎饼、花甲粉、卤肉卷等小吃，个别摊位售卖饮品，其它商品鲜见。

这些以小吃为主的地摊，价钱几元至二十余元不等，这为夜间的打工人，提供了一处能果腹的廉价消费去处，也让他们在单调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丝慰藉。

“地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黄耿志表示，地摊提供的便利、性价比高的商品，有效降低了城市生活成本，塑造了都市生活的烟火气，增加了城市的温度、包容度和多样性。

他同时指出，地摊也是一种文化空间。比如车尾箱市集，与互联网平台相结合，成为许多市民消遣娱乐的地方，有些甚至成为网红打卡点。

深圳宝安西乡盐田村的夜市一条街，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然而这个群体，大多缺少身份认同感。有时候，他们甚至认为自己“见不得光”。

城市中的地摊，能否好好的

许多摊主都提到一个情况：晚上9点之前，摆摊者会经常受到执法人员的驱赶，在那之后，出来摆摊的人会更多。

“我们也希望规范管理，宁愿交一点摊位费、卫生费，也不想被驱赶，”阿伟说。

目前夜市摊因无法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仅摆摊者不乐意，城市环境也受到了不少影响。

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今年以来，深圳地摊的爆炸式增长与城市公共空间秩序产生了较为强烈的矛盾。

摆摊者离开后，部分路段一片狼藉，垃圾随意扔放，地面也积累了不少油污。而摆摊集中处，往往吸引了不少消费人群，车辆违停现象随之变得普遍。

但越来越多的夜市摊兴起，使得政策制定者对地摊的管理开始由堵变疏。

5月4日，新修订的《条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拟于今年9月1日起实施。

在原《条例》“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品、摆摊设点、销售商品”的基础上，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

这一政策，并不是个例。

早在2022年9月，上海就修订《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解禁路边摊。兰州也在今年5月1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外摆经营的指导意见（试行）》，对外摆区域、个人设摊行为进行规范。

广州，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流动摊贩治理的疏导区模式———在城市某些地段划出一定的空间给予摊贩经营，从而实现正规化管理。这是一项积极的包容式治理模式。

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政策制定者，改变对地摊的态度，这样的举措仍有一定标志性意义。因此，消息发布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卖鱿鱼烧烤的阿伟直言，“感觉是受到了淄博刺激。”在阿伟的逻辑里，淄博的成功经验是当地政府对商家户外摆摊的包容和有效引导。

黄耿志认为，由于没有规定的、合适的摆卖空间，乱摆卖、乱停车、垃圾乱丢乱放的问题很难避免。如果有了合法合规的摆卖空间，而且经营者对摆卖负主体责任，违规经营和行为会受到处罚，相关问题自然会解决。

“《条例》只进行了原则性规定，重点在于有条件允许摆摊，出台实施细则，做好规划布局、加强管理。”黄耿志表示。

他认为，在规划布局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他表示，新加坡共规划了126处“小贩中心”，这是商业网点的组成部分，在为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同时，成为居民的公共交往空间。

在管理方面，黄耿志说，可以考虑分类发放牌照，实行分区、定时、定点管理，比如区别食品类和非食品类摊位，在不同区域进行差异化管理，实行“违规记分制”等。

同时，黄耿志也强调，要充分考虑非正规就业的运作规律，不能简单套用正规就业的方式管理地摊。

阿华则担心，一旦政府划定摆摊区域，自己的生意可能会受到影响。

“像五和大道的人行道是主干道，大概率属于重点区域，不让摆摊。我就住在附近，到时候又不知道去哪里好。”

（阿兵、阿华、阿伟、阿欢、李大姐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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